通讯周报
经济与管理学部《视野》第66期：中国科技创新的两个优势和两个短板
编者按
中美贸易战拉开架势后，继22日全球资本市场应声大跌，27日晚美股受累于科技股遭抛售，再次尾市急跌，而港股随外围低开。不过随着26日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中美正在进行颇有成果的会谈，A股率先迎来反弹，这可能也要得益于“影响不大”的主流声音。中美贸易战走向现在还无法预测，但在外界舆论备战的氛围下，认清影响和挑战是一大前提。中美科技及商业斡旋将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科技创新的各个行业局势。那么，中国科技创新的优势和短板到底在哪里？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有人认为，青年人才红利是我们科技创新的优势。诚然，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在各个领域都非常重要。经济与管理学部也非常重视青年队伍建设以及青年教师的成长发展，希望为青年教师提供跨学科的交流平台，共同探讨分享研究中的思考和问题，寻找学术的“风口”，帮助他们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领域不断创新、取得更好的成绩。
中国科技创新的两个优势和两个短板
中美贸易大战刚刚打响，表面上看是市场经济和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是我认为，这场贸易战的核心是，中国本来一直想通过购买和引进美国的高技术来弥补巨大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借此能够在高技术和工业化上快速赶上美国；但是美国看穿了中国的意图，坚决不开放高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只好用贸易战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同时直接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这才是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的实质。
设想，如果今天中国在高技术上对美国没有需求，那么中国的市场和经济体量这么大，美国根本不可能和中国打贸易战，即使打也不可能占任何便宜。所以，在这场贸易大战中，中国的核心短板是技术创新能力和工业化水平落后于美国，并不是表面的出口受创的问题。无论这次贸易战结果如何，中国要谋求继续发展就必须避免将来在高技术方面受制于美国，因此就需要大力提升我国科技创新的能力，从源头上解决高技术和工业化持续发展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十九大报告中，他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
“科技”是“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文化自信”就必然包括“科学自信”和“技术自信”，这是创新型国家必不可少的。能够产生原创性的“科学知识”就是具有科学自信，而能够做出原创性的“先进技术”才能具有技术自信。因此，科学自信是基础，技术自信是表现，而拥有颠覆性技术才有真正的技术自信。有了包括“科技自信”的全面的文化自信，就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于新一轮颠覆性科技革命中我国科技创新的优势和短板，我集中谈一谈我们的两个优势和两个短板。首先是两个优势。
青年队伍红利，发展潜力巨大
我经常到很多国家访问，对于中国和老牌科技发达国家的科研队伍的情况有一些体会。俄罗斯的科研队伍严重老化，多少年来见到的差不多就是同一批人，退休返聘的比例很大，年轻人很少，我实在是没有兴趣和他们合作做长远的研究项目。欧洲和日本也差不多是这样，年轻人在科研单位找到位置很不容易，好在有严格的退休制度，才不致于老化那么严重。美国稍微好一些，主要是有留学生、外籍博士后和移民的补充，勉强保持了科研队伍的青春活力。
中国则恰好相反，尽管整个社会在步入老龄社会，但是得益于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的科研经费的持续增加，科研队伍生机盎然。我比较熟悉的航天领域和空间科学领域，由于这些年的快速发展，队伍的平均年龄持续降低。
比如我所在的高能物理研究所粒子天体物理中心（也是中国科学院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在职科研人员约180位，博士、硕士所占比例分别为64%和25%，但是平均年龄才只有36岁！我在和国外学者交流谈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是满脸的羡慕嫉妒恨！虽然有缺乏经验的担心，但是他们的创新能力很强，很多年轻人已经挑起了重担。
我认为，青年队伍红利是我国航天领域和空间科学领域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我每次看到这一批生龙活虎的青年科技人员，我就对我们的空间科学事业和中国的未来充满了自豪和信心！
但是也有危机，高强度和高压力的工作没有给他们带来合理的收入，然而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住房和子女教育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不断有优秀的年轻人改行流失。在这种情况下，要从体制上想尽办法改善青年科技人员的待遇、生活条件和工作机会。中国特有的科研队伍的年龄红利，是我们相对于欧美日的主要优势之一，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年轻人的创造力发挥出来了，就一定会有颠覆性的创新。
决策坚决果断，实施雷厉风行
我们的制度优势使得政府和管理层在决策时坚决果断，不像欧美日那样，在重大科研计划的决策中拖拖拉拉，甚至换了政府或者仅仅是由于党派斗争就会把前面的重大决策推翻，不但会错失良机，而且导致大量的浪费。美国的超级超导对撞机被取消、载人登月反反复复不能决策、火星计划改来改去，就都是这样造成的。
同样，我们的制度优势和行政体系的高效运行也能够保证重大项目的有效实施，严重拖期和超支在中国并不常见，但是在欧美日却是司空见惯。这很显然也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科技快速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为中国立下了非常好的口碑。
比如，我最近在领导一个大型空间天文国际合作项目，增强型X射线时变和偏振（eXTP）空间天文台，这是一个旗舰级的空间天文台，规模很大，水平属于国际领先。但是由于研制计划是按照中国的航天规范制定的，一开始欧洲的合作者们认为根本不可能完成。我就请他们了解一下中国这些年的航天和空间科学项目实施的情况，他们就服了！美国之后也提了一个与我们类似的项目，也拉了欧洲这帮科学家合作，但是制订的发射计划比我们要晚几年，因此欧洲团队就坚定地和我们合作。虽然科学思想和项目概念是我们先于美国提出来的，但是在空间领域极为强大的美国在科学和技术基础等各个方面都远远优于我们，真的是制度的优势才能够保证我们在和美国的竞争中不至于一点机会都没有。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团队有一个最近回国的年轻科学家提出了一个非常创新的小型空间天文项目。如果按照正常的概念研究、预研、论证、立项过程，大概至少过三、四年才能立项，从现在开始最快七、八年后才有可能发射运行，但是就会错过在引力波多信使天文学领域的最佳科学发现窗口。科学院主管空间等重大任务的相里斌副院长所领导的重大任务局的决策团队针对这种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机遇型”空间项目的概念，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在管理上做了大胆的创新，使得这个项目能够进入快速而严谨的立项程序，确保能够抓住最佳的科学机会。
下面讲两个短板。
基础科学薄弱，缺乏原始创新
尽管经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但是整体上来讲，是跟踪性技术的发展很快，但是科学的基础还是很薄弱。科学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科学基础薄弱，颠覆性技术就很难甚至冒不出来，急也没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研发经费里面，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偏低，大概只有5%左右，而就是这5%，还包括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和美国体量大得多的基础研究费用17%左右相比，我们国家真正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实在是少的可怜。
这是否合理呢？我觉得这并不是决策失误，到目前为止还算合理。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主要是在追赶欧美日。人家有了技术，我们跟着做，这样效率比较高。再加上我们的制度优势，利用改革开放的有利环境和条件，集中力量在高新技术方面高强度攻关，这样就能够快速缩短差距。这样的例子很多。
但是差距缩短到了一定的程度，甚至在某些技术领域我们还走到了前面了，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没有原始性创新，就难以有颠覆性技术，就只能跟着人家，一旦走到了前面，就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我们差不多就到了这个程度了，所以美国就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大战，试图压制或者至少减缓中国的技术发展，而我们也就着急了，想搞清楚下一步怎么办。
因为只有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才能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下大功夫提高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的质量也非常重要，不过这不是我今天论述的重点）。到了我们成为了产生科学知识、而不只是消费西方产生的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的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了。这样我们就有了坚实的“科学自信”和“技术自信”，我们的“文化自信”就会更加完整和强大。
机制急功近利，顶层设计不顺
实事求是地讲，不想有政绩的领导不是好领导，不想着进步的官员也不是好官员。当然要为人民服务，当然要有事业心，但是拿不出来成绩，服务了谁？如果事业做的好没有提拔是上级的错误，但是任期就这几年，这几年没有政绩就没有机会服务人民了，从事的事业没有发展凭什么能被提拔？所以从机制上就只能急功近利，只能考虑这个五年计划的事情，只能做短平快的事情，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这不是每个具体官员和领导的问题，是我们的机制存在问题，使得急功近利泛滥。而对于科技领域，机制的一个问题就是存在科研体制和科学研究计划的顶层设计不顺。
一方面，科研机构分类不清楚。比如中国科学院本来成立的时候就是国家队，主要是为了完成国家的重大科研任务而设立的，但是逐步演变成了需要自负盈亏到处弄经费抢项目，需要和大学直接竞争。事实上，经过知识创新工程，科学院的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中科院自主安排的很多重大任务也都是站在国家层面考虑和安排的（比如我所熟悉的“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里面的“空间科学先导”任务），应该提升至国家级的项目。
同时国家应该考虑将中科院的很多研究所凝聚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实验室，着眼长远和重要的目标，不再急功近利只看眼前的项目、甚至为岗贴和绩效而发愁，这样才能真正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产出。
坦率地说，目前已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实验室，大部分实际上都是打包出来的，能不能申请成功和通过考核，关键是打包的功夫好不好，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实验室凤毛麟角。机制产生的规则如此，不这么做就没有出路。所以这也不是具体的单位和科学家的问题，是机制出了问题，“打包”本质上就是急功近利的表现。
另一方面，正如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的吴季研究员最近一直强调的，有些科技领域需要国家长期的定向持续支持，“两弹一星”就是极为成功的例子。我们国家现在有很多专项，这些专项的执行期往往比官员的一个任期要长得多，这些专项的实施对于保证我国科技的长期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急功近利。但是这些专项很多都是围绕技术目标而设立的。尽管大部分基础科学研究的确需要自由探索，但是有些重要的基础研究领域必须有长期的定向持续支持。
空间科学就是这样的典型领域，因为一个重要空间科学项目从提出到实施完成，通常都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因此欧美日都有一直持续的空间科学的专门计划，相当于没有结束期的国家层面的“专项”。我国目前唯一的系统性的空间科学计划就是中国科学院的战略性先导专项里面的“空间科学先导”任务，以五年作为一个周期论证实施，无法充分发挥我国的航天技术的优势保证我国空间科学的长期健康发展。
空间科学的产出虽然是以重大科学成果为目标，但是产出的并不仅仅是科学成果，实际上对于航天和很多颠覆性技术的带动性极强，这也是欧美日设有国家层面的空间科学长期计划的原因之一。
（学部办公室选编）
摘录自知识分子公众号，2018-03-28，作者张双南，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主任。部分内容经编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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