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周报
经济与管理学部《视野》第84期：科学精神与中国走向世界
编者按
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精神越来越得到各界关注，从1978年堪称“科学的春天”的伟大转折开始，中国学术界历经建设、洗牌和发展才有了如今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近日期刊撤稿、学术造假事件频发，科学精神的缺失让学界汗颜，让社会揪心。中国科学精神的探讨值得深思。
经过师生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努力，近年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领域的影响力日渐提升。中国学界正面临着建设科技强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任，肩负发展使命，任重道远。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在“科学精神在中国”论坛的讲话与科学精神有关。第一点科学精神与中国科技体制；第二点是科学精神与中国走向世界。
科技体制改革的判断标准
我们都知道科技体制和其他体制一样，对我们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科技体制对我们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非常重要。很长时期经过很多人努力改革我们的科技体制。其中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时候科技体制改革到位。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层：第一，科技体制的改革是一个永恒的，随着不同的时间、空间，科技体制需要不断地调整，这是从长远来说。第二，在一定时间和地点，科技体制改到一定的模式，应该到位了。
但是，如何判断到位了？
这就要看体制是不是真正支持了有德、有才、有能的科技工作者有效地开展科技工作。
在不远的过去，中国的科技界曾出现过无德、无才、无能主导中国科技界的现象。今天不能说百分之百还是是这样，而是有所改进，但是还有很大的改进的余地。
我们科技体制改革有没有到位的关键标准：有德的科学家能否成为我们中国科技界的代表，有才华的科学家能否主导我们的科技体制，有能力的科学家能否得到我们有效的支持。
科学工作的底线
在顶层我们需要确立科技体制支持有才、有德、有能的科技工作者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最简单的低端和边线，就是科学精神要求的求真、实事求是。这本来应该是最容易做到，因为我国科学技术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了，而不是以前那样随便一个故事都可以骗某些媒体和领导的情况。
在大量科技工作者从事扎实科学工作的时代，我们的底线不应该继续滑坡。
今天，我国科学底线滑坡的突出例子是武汉大学的李红良。他十七年如一日，从他在暨南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加拿大做博士后，到武汉大学做教授期间，他经常在同一篇文章把同一个结果用在不同的图片里，当成不同的实验。他的作弊非常拙劣、很容易识破，可是他不仅长期得逞，而且在揭发之后，相关的单位，无一进行严肃处理。在国家得到各种奖励也没有被撤销。
首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是我国享有盛誉的组织，基金会从上到下都知道李作弊的事实，可是自然科学基金会居然不肯处理，而找借口，例如要武汉大学先调查。事实上，自然科学基金会完全不用依赖武汉大学，而可以自行从论文看到李红良的作弊。但是自然科学基金会居然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对我国自然科学的基本道德底线视而不见。其次，还有一些机构，例如上海的谈家桢基金会，不久前给李红良发过奖。也不处理。奖励应该是荣誉，被奖励的人突破了底线，发奖的机构因为没有人公开批评基金会，就装聋卖傻，那么这种基金会发的奖就不是荣誉。今天我们这里指出了，看看谈家桢基金会是继续装聋卖傻，还是为了其他获奖者的荣誉而处理李红良。如果不处理，那么谈家桢基金会的奖就不是荣誉，而是耻辱，我们拭目以待谈家桢基金会明年是颁奖、还是颁耻。第三，武汉大学作为在这一事件出现之后，几天之内就跳出来说没有问题。那之后李红良被揭发出更多问题。武汉大学有良心的师生、武汉大学的有底线的校友都在出汗。如果让李在武汉大学做教授，浪费国家的经费，浪费武汉大学提供的空间，还能够招研究生，研究生去他那儿学什么？他不符合科学的基本的求实的精神。如果李红良造假了，而不被处理，等于是鼓励其他师生可以舞弊。如果不处理舞弊的老师，凭什么处理舞弊的学生？如果不处理李红良，就是提倡没有科学精神最基本的底线。
科学精神与走向世界
科学精神同样与走向世界有关系。我们今天有很多老师、学生参与国际交流。我们有很多需要向西方学习的部分，可是西方、包括美国有优点也有缺点。美国的科技体制在过去几十年建设得比较好，所以它的科技机构的领导人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放一个科学做得还挺好，但不需要特别杰出的人，也不需要特别有才华的人就能管一些机构。例如现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的院长柯林斯（Francis Collins），他在科学上做得挺不错，但并非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在有些认识他的同辈科学家里面，还有人认为他比较平庸。他的科学最重要的、最著名的发现是1980年代克隆了人类的囊性纤维化（CF）的罹患基因，这个基因在白人的突变频率非常高，1/20的携带者，在白人里面是非常严重的遗传性疾病。他的工作里面与当时在加拿大的徐立之教授竞争，任何仔细看这个工作的人都知道，徐立之的工作比他重要。这对一般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常识，但是事实。柯林斯的学生曾经造假，柯林斯也知道出来承认错误，公开撤过几篇文章。让他做不需要改革的行政工作，例如NIH的院长还有一个原因：美国人民的科学精神比较差。美国人民的科学精神差表现之一是很多人相信犹太基督这种单一神教，这种神教在根本上与科学是冲突的，它们不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佛教行善就好，它们最根本的一条是信仰上帝的存在，然后再谈其他事情，所以犹太教基督教从根本上违反科学精神。犹太人为什么要信这个宗教？人家可怜巴巴地被打得在世界上到处流浪，部分犹太人信不信是小众的事情。基督教承接犹太人而发扬光大之是一个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承接了犹太教成立的基督教，反过来踩犹太教一脚，同时也不允许穆斯林自己发展出一个宗教，基督教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一个蛮横无理的宗教。当然它也有一部分优点，它的根本是一个缺点是与迷信和愚昧分不开。但美国很多人信宗教，在美国的所有总统里面，没有任何总统敢说自己是无神论者，全部说自己是信基督教的。
美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科学家是不信宗教的，但他们派了一个科学家里面的异数（少数派、极端少数派）去做NIH的院长，因为柯林斯信基督教。他在保守政府可以简单地要钱，他去国会作证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免得别人质问他有关宗教的问题。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做了NIH的头儿，不表明他能代表美国科学，而是为美国科学可以起到服务作用。
最近柯林斯碰到了以前没有处理过的问题。美国科学家长期扮演营救其他国家受难科学家的角色，他们自己比较少很大冲击。现在美国出现反智主义总统上台，把美国的问题都归罪于外国、抱怨不是白人的美国移民。柯林斯碰到这样的问题骨头就软了，在国会他也把外国、把中国、旅美华人当作替罪羊往上推。一方面是美国科学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另外一方面，这跟柯林斯本身不是一个有脊梁的人有关。在这种怪外国、怪中国的情况下我给他写过信，这封信可以供中国外交人员进修英文、进修有理有利有节的理性辩论。（饶毅致信美国科技官员：科学家应该有脊梁）
《南方周末》有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批评我的文章，他是一位不懂美国、不懂科学的文科记者。他习惯性批判中国，颂扬美国。同样，出现美国白人和中国人意见不同的时候，他自动颂扬美国白人，批黄皮肤的中国人。我可以告诉大家美国的白人科学家、英国的白人科学家都跟我明确表示，我写得对。《南方周末》的那位记者应该投奔北大，作为我的学生，经过辅导后再回去上班，免得《南方周末》专业水平继续下降。
当我们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既要学习别人，也要知道别人的错误。他们做错了，我们要批评，我们自己做得对，就应该坚持。我们做错了的时候，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要改进，这样才是实事求是、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
（学部办公室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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